澳门新葡新京888882周豫才与Lin Yutang,林玉堂的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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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screen.width-461)window.open('');" 林语堂的漫画 图/文汇报 5月6日多云。读《论语》影印本,无意中发现林语堂特别喜欢漫画。他主持的《论语》半月刊1932年9月16日创刊于上海,不但以倡导“

澳门新葡新京888882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林语堂的漫画 图/文汇报 5月6日多云。读《论语》影印本,无意中发现林语堂特别喜欢漫画。他主持的《论语》半月刊1932年9月16日创刊于上海,不但以倡导“幽默文字”为宗旨,而且也专门拨出篇幅刊登漫画。创刊号上就刊出了他自己创作的《普通之留学生回国不知救国》以及《逸园所见》《陶行知先生口中之中外读书不同》三幅漫画,尽管它们还只是“补白”。自同年10月1日第2期起,《论语》就设立了“卡吞”栏,这期“卡吞”栏又一口气发表了林语堂自己创作的《中国财政之一丝光明》以及《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等五幅漫画,其中三幅还占据了整版篇幅。 卡吞者,英文cartoon之中文音译,即漫画,尤其是政治性漫画之谓也。当年林语堂把humour译为幽默,已公认为妙译,卡吞之译名是否也出于林语堂之手?不管怎样,《论语》从设立“卡吞”栏始,从林语堂、陶亢德主编的前期到邵洵美、林达祖主编的后期,发表卡吞一以贯之,直至1949年5月16日第177期停刊。《论语》发表的大大小小卡吞中确实有许多是直接或间接揭露时弊,讽喻时政,尖锐得很。 《论语》的卡吞很快受到关注,连林语堂也忍不住挥动画笔连连客串。1933年7月1日《论语》第20期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署名“语堂”的“五幕剧”卡吞《醒世姻缘》。林语堂是研究过文字学和音韵学的,他在《醒世姻缘》中以“男”“女”两字的多次变形和上下左右的不同组合,巧妙地构成五幕“男”来“女”往的场景,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时髦男女,令人忍俊不禁。 《醒世姻缘》是林语堂在《论语》上刊出的颇具特色的一幅卡吞,却不是他创作的唯一漫画作品。无独有偶,早在七年前,林语堂就发表过漫画“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鲁迅因周作人主张“费厄泼赖”且受到林语堂附议,而在1926年1月10日《莽原》半月刊创刊号发表了有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林语堂读了此文后表示认同,就以文中第三节小标题“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为题画了这幅漫画。画中身穿大氅的鲁迅站在河边,手拿一根长竹竿击打河中正拼命挣扎的一只叭儿狗,十分有趣。这幅漫画发表于同年1月23日《京报副刊》第393号,后分别收入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着作》和林语堂着《剪拂集》,流传较广。当时林语堂在答复读者的一封信中对这幅漫画还做过具体说明: 狗之该打,世人类皆同意。弟前说勿打落水狗的话,后来又画鲁迅先生打落水狗图,致使我一位朋友很不愿意。现在隔彼时已是两三个月了,而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释疑》,1926年4月18日《京报副刊》第472号,收入《剪拂集》时改题《打狗释疑》) 除了“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和《论语》上的诸幅作品,林语堂还有别的漫画作品吗?待考,但愿有新发现。

一解题 《语丝》五七期上语堂②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③,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函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但题目上不直书“打落水狗”者,乃为回避触目起见,即并不一定要在头上强装“义角”④之意。总而言之,不过说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 二论“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 今之论者,常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以为都近于卑怯⑤。我以为“打死老虎”者,装怯作勇,颇含滑稽,虽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却怯得令人可爱。至于“打落水狗”,则并不如此简单,当看狗之怎样,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种:狗自己失足落水者,别人打落者,亲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种,便即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与前二者同论。 听说刚勇的拳师,决不再打那已经倒地的敌手,这实足使我们奉为楷模。但我以为尚须附加一事,即敌手也须是刚勇的斗士,一败之后,或自愧自悔而不再来,或尚须堂皇地来相报复,那当然都无不可。而于狗,却不能引此为例,与对等的敌手齐观,因为无论它怎样狂嗥,其实并不解什么“道义”;况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但后来性情还是如此。老实人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 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三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⑥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于跟在脚后跟。 这些就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但若是自己过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为之叹息。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但究竟还有些像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 以上是顺便说及的话,似乎和本题没有大关系。 四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 总之,落水狗的是否该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态度。 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⑦,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⑧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⑨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⑩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秋瑾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⑿。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⒀,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这人现在也已“寿终正寝”了,但在那里继续跋扈出没着的也还是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从这一点看起来,生长在可为中国模范的名城⒁里的杨荫榆⒂女士和陈西滢先生,真是洪福齐天。 五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 “犯而不校”⒃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⒄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说,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无力打;二是比例错。前者且勿论;后者的大错就又有二:一是误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观,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为纵恶。即以现在而论,因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转轮,坏人靠着冰山,恣行无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怜,而曾经亲见,或亲受其噬啮的老实人,乃忽以“落水狗”视之,不但不打,甚至于还有哀矜之意,自以为公理已伸,侠义这时正在我这里。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经储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虽然有时似乎受伤,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可以从容避匿罢了。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投石下井”⒅,无所不为,寻起原因来,一部分就正因为老实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说得苛刻一点,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错误的。 六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 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⒆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 这似乎很有主张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于不得已,因为倘不如此,中国将不能有较好的路。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没有划一。要是对“落水狗”和“落水人”独独一视同仁,实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绅士们之所谓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国却微嫌太早一样。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但现在自然也非绝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说:要看清对手。而且还要有等差,即“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⒇而已矣。 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因为当坏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时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决不听从,叫喊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时,好人或稍稍蹶起,则坏人本该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论者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的大嚷起来。这一次却发生实效,并非空嚷了:好人正以为然,而坏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后,无非以为占了便宜,何尝改悔;并且因为是早已营就三窟,又善于钻谋的,所以不多时,也就依然声势赫奕,作恶又如先前一样。这时候,公理论者自然又要大叫,但这回他却不听你了。 但是,“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七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种医,使他们各得其所。我以为这确是极好的事。倘能推而广之,怨声一定还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郅治。例如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民国的法律是没有笞刑的,倘有人以为肉刑好,则这人犯罪时就特别打屁股。碗筷饭菜,是为今人而设的,有愿为燧人氏以前之民者,就请他吃生肉;再造几千间茅屋,将在大宅子里仰慕尧舜的高士都拉出来,给住在那里面;反对物质文明的,自然更应该不使他衔冤坐汽车。这样一办,真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我们的耳根也就可以清净许多罢。 但可惜大家总不肯这样办,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费厄泼赖”尤其有流弊,甚至于可以变成弱点,反给恶势力占便宜。例如刘百昭殴曳女师大学生,《现代评论》上连屁也不放,一到女师大恢复,陈西滢鼓动女大学生占据校舍时,却道“要是她们不肯走便怎样呢?你们总不好意思用强力把她们的东西搬走了罢?”殴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刘百昭的先例的,何以这一回独独“不好意思”?这就因为给他嗅到了女师大这一面有些“费厄”气味之故。但这“费厄”却又变成弱点,反而给人利用了来替章士钊的“遗泽”保镳。 八结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罢。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 ②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科主任,《语丝》撰稿人之一。当时与鲁迅有交往,后因立场志趣日益歧异而断交。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提倡“性灵”、“幽默”,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其中说“‘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条件,能驾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 ③“费厄泼赖”英语Fairplay的音译,原为体育比赛和其他竞技所用的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用不正当的手段。英国资产阶级曾有人提倡将这种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中,认为这是每一个资产阶级绅士应有的涵养和品德,并自称英国是一个费厄泼赖的国度。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用以掩盖自己的丑恶和麻痹人民群众的一个漂亮口号。 ④“义角”即假角。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闲话》中攻击鲁迅说:“花是人人爱好的,魔鬼是人人厌恶的。然而因为要取好于众人,不惜在花瓣上加上颜色,在鬼头上装上义角,我们非但觉得无聊,还有些嫌它肉麻。”意思是说:鲁迅的文章为读者所欢迎,是因为鲁迅为了讨好读者而假装成一个战斗者。 ⑤指吴稚晖、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吴稚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京报副刊》发表的《官欤——共产党欤——吴稚晖欤》一文中说:现在批评章士钊,“似乎是打死老虎”。周作人在同月七日《语丝》五十六期的《失题》中则说:“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猢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赞同周作人的意见,认为这正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⑥“中庸之道”儒家学说。《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宋代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⑦康党指曾经参加和赞成康有为等发动变法维新的人。革党,即革命党,指参加和赞成反清革命的人。 ⑧“以人血染红顶子”清朝官服用不同质料和颜色的帽顶子来区分官阶的高低,最高的一品官是用红宝石或红珊瑚珠作帽顶子。清末的官僚和绅士常用告密和捕杀革命党人作为升官的手段,所以当时有“以人血染红顶子”的说法。 ⑨“咸与维新”语见《尚书·胤征》:“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原意是对一切受恶习影响的人都给以弃旧从新的机会。这里指辛亥革命时革命派与反动势力妥协,地主官僚等乘此投机的现象。 ⑩二次革命指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战争。与辛亥革命相对而言,故称“二次革命”。在讨袁军发动之前和失败之后,袁世凯曾指使他的走狗杀害了不少革命者。 ⑾秋瑾(1879?—1907)字璇卿,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一九○四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九○六年春回国,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和徐锡麟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徐锡麟起事失败后,她于同年七月十三日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凌晨被杀害于绍兴轩亭口。 ⑿王金发(1882—1915)浙江嵊县人,原是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后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二次革命后于一九一五年七月被袁世凯的走狗浙江都督朱瑞杀害于杭州。 ⒀谋主据本文所述情节,是指当时绍兴的大地主章介眉。他在作浙江巡抚增韫的幕僚时,极力怂恿掘毁西湖边上的秋瑾墓。辛亥革命后因贪污纳贿、平毁秋墓等罪被王金发逮捕,他用“捐献”田产等手段获释。脱身后到北京任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捐献”的田产即由袁世凯下令发还,不久他又参与朱瑞杀害王金发的谋划。按秋瑾案的告密者是绍兴劣绅胡道南,他在一九○八年被革命党人处死。 ⒁模范的名城指无锡。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发表的《闲话》中说:“无锡是中国的模范县”。 ⒂杨荫榆江苏无锡人,曾留学美国,一九二四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依附北洋军阀,压迫学生,是当时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 ⒃“犯而不校”这是孔丘弟子曾参的话,见《论语·泰伯》。 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摩西的话,见《旧约·申命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⒅“投石下井”俗作“落井下石”,语出唐代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说:“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费厄泼赖之意”。 ⒆“请君入瓮”是唐朝酷吏周兴的故事,见《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二年:“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崔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⒇“党同伐异”语见《后汉书·党锢传序》。意思是纠合同伙,攻击异己。陈西滢曾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闲话》中用此语影射攻击鲁迅:“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同时又标榜他们自己:“在‘党同伐异’的社会里,有人非但攻击公认的仇敌,还要大胆的批评自己的朋友。” “婆理”对“公理”而言,陈西滢等人在女师大风潮中,竭力为杨荫榆辩护,后又组织“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这里所说的“绅士们”,即指他们。参看《华盖集·“公理”的把戏》。 清流指东汉末年的太学生郭泰、贾彪和大臣李膺、陈蕃等人。他们联合起来批评朝政,暴露宦官集团的罪恶,于汉桓帝延熹九年为宦官所诬陷,以结党为乱的罪名遭受捕杀,十余年间,先后四次被杀戮、充军和禁锢的达七八百人,史称“党锢之祸”。东林,指明末的东林党。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他们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对舆论影响很大。在朝的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们互通声色,形成了一个以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集团。明天启五年他们为宦官魏忠贤所屠杀,被害者数百人。 “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语见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的注文。 燧人氏我国传说中最早钻木取火的人,远古的“三皇”之一。 “求仁得仁又何怨”语见《论语·述而》。 刘百昭湖南武冈人,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另立女子大学,派刘百昭前往筹办,刘于二十二日雇用流氓女丐殴打女师大学生,并将她们强拉出校。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宣告复校,仍回原址上课。这时,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发表的《闲话》中,说了这里所引的话,鼓动女子大学学生占据校舍,破坏女师大复校。

大陆文学史曾将林语堂先生彻底遗忘。如今算是有了某种补偿。对此我亦甚为欣慰。问题是一些好事者,将林先生的被遗忘,归罪于鲁迅,拿来做鲁迅气量小、不容人、好骂好斗的证据,未免有失公允。 我不禁想说,今日的好事者,根本不懂得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不懂得那个大时代,及生活其中的知识分子的坦荡襟怀和真性情,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的复杂微妙…… 林语堂先生这些年着实红火了一把。各种单行本、文集竞相出版,小说还一再搬上荧屏。对于这位曾因办小品文杂志《论语》红了半边天的现代作家,大陆文学史曾将他彻底遗忘。如今算是有了某种补偿。对此我亦甚为欣慰。问题是一些好事者,将林先生的被遗忘,归罪于鲁迅,拿来做鲁迅气量小、不容人、好骂好斗的证据,未免有失公允。 家父曾藏有厚厚几大本 《论语》合订本的。我少年时也曾翻看过。居所几经搬迁,现在早已不知了去向。仅凭记忆,说两个林先生的“幽默”。其一,某年某月某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会。一位元老级大人物,一生不敢乘坐飞机,又怕延误与会时间,于是将他的拐杖送上飞机,并向大会发去电报:“请以手杖代之。”其二,某财东为人吝啬,欲求某名士的诗作,又不想花大钱,心生一计,聊备薄酒,请名士来家中小饮,伺机提出索诗。名士心中不悦。正好财东的小娘子出来敬酒,名士眼睛一亮,见小娘子秀色可餐,便来了灵感,当即以手头的筷子为题,吟诗一首:“尔家娘子好身材,捏着腰儿两脚开。若要当中滋味好,还需伸出舌头来。”让财东和他的小妾闹了个脸红。 鲁迅批评林先生的 《论语》“小骂大帮忙”,说他的小品文“无聊”,是否言过其实,有这两个例子也就可见一斑。后一则,与时下流行的“黄段子”已是不遑多让了。 我查阅过 《鲁迅全集》 十卷本,约有五十篇文章提及林语堂先生的某些事情:有正面的;有治学问方面的;指名道姓的批评,约占三分之二。从中我竟看不出鲁迅先生的“好骂好斗”,大多针对《论语》的规避严峻现实,据理陈词,明辨是非而已。须知,林语堂创办《论语》力倡“幽默”之日,正当军阀政权和国民党一党专制黑暗、国难深重之时。以鲁迅自由主义的信仰、文化批判者的原则立场,对语堂先生和他的《论语》保持沉默,反倒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了。 那么,鲁迅对曾经是朋友的林先生,还做了哪些从批评文章看不出来的、却又能体现鲁迅为人之道的事情呢?查鲁迅书信,先生在1934年8月13日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 林语堂的英文好,故鲁迅劝林语堂译些英国文学名作。文人也要吃饭的,鲁迅何尝不懂?鲁迅先生并没有要求林先生像他那样去孤军作战,“革命,拼死”。由此看来,鲁迅的哲学倒是与法国作家加缪一致而大不同于“法国革命哲学”的。只提醒林先生,混饭吃的办法还可以有别样选择。先生“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先生“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鲁迅对朋友的林语堂先生,可谓体谅深切,一片至诚,至今读来,仍是感人肺腑。古人有“诤友”之说,鲁迅是身体力行的。 1936年2月21日,另有致曹聚仁书信一通:“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鲁迅先生之“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正是他的原则与宽容兼而有之的处世为人之道。 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是大时代知识分子间的社会关系、思想关系,全然不是“贬鲁派”韩石山们理解的妇姑勃谿的庸俗关系。而民国时期,文人之间的“口水战”,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并没有我们现在想象那么“严重”、那样“你死我活”,论战双方,没有谁来裁决政治是非,或者某一方因此而遇到什么政治麻烦。 顺便提到,鲁迅当年的“论敌”对他所加的罪名,每每是“红帽子”,政治意味强烈,几欲置之死地;而鲁迅给“论敌”所安的“头衔”,西崽,叭儿狗,奴隶总管,革命工头等等,不过是文学化的形象,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不至于在法律上给他们带来被治罪危险的。鲁迅独特的文学话语系统,已经引起有关鲁迅研究学者的注意。 林语堂偕夫人1923年夏天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尽管林语堂与胡适情谊不错而又思想相近,令他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是,当次年《语丝》创刊,林语堂选择了做周氏兄弟的盟友。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和以周氏兄弟为领袖的《语丝》,在女师大学潮中,分歧明朗化了。 语丝派与现代评论的论战中,林语堂与鲁迅站在一起,甚至比鲁迅表现得更为激烈。他走上街头,直接参加与学生同军警的搏斗。他和鲁迅,遂为陈源等主张“费厄泼赖”的现代评论派诬为“学匪”。1926年1月23日,林语堂在《京报副刊》上登出他亲手绘制的 《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鲁迅,着长袍,八字胡,手持竹竿痛击落水狗。 同年3月10日,林语堂又撰写了 《泛论赤化与丧家的狗》,与鲁迅前此发表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相呼应,两人思想上相知相通。一个星期后,“三·一八”惨案发生了。4月24日,直奉军阀以“宣传赤化”为罪名,封闭了《京报》馆,逮捕、杀害了总编辑邵飘萍。知识分子开始纷纷向南方逃亡。林语堂和鲁迅先后到了厦门。在此期间,鲁迅与林语堂曾表现出思想成熟程度的明显不同。鲁迅看似没有林语堂那么的激进,对暴力和强权的认识却异常清醒,反抗的态度始终如一。林语堂的思想则有摇摆,有反复,比如,他和周作人曾一唱一和,提倡“费厄泼赖”精神,受到鲁迅的批评。鲁迅撰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在上一年的12月29日;其时,周氏兄弟已经“失和”两年,鲁迅回避了点周作人的名,便只点了林语堂。但这种朋友间的思想交锋,与针对陈源的批评,是应当区别开来的。类似这样的思想交锋,在语丝派内部是有先例的,正常的。 厦大的气氛“比北大还坏”。鲁迅决计要辞去教职。他却牵挂着林语堂,“我还要忠告玉堂一回,劝他离开这里”。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就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由此可见鲁迅对朋友的感情之深厚。果如鲁迅的预料,林语堂在厦大遭到排挤,呆不下去了,不久也流落上海,靠自由写作维持生计。 同在上海滩栖身的林语堂和鲁迅,同样是精神罹难者,同样都只剩下了手中的一支笔。然而两人却选择了不同的活法。鲁迅直面社会直面人生,担当起社会批判的角色。林语堂则创办《论语》,倡导幽默小品文,重祭明末性灵派的旌幡(回避严峻现实,恰恰是性灵派主张的重大缺陷,也因此为后世所诟病),皈依于儒教的“修身”,委婉表达自己的无奈与幽怨。这乃是鲁林二人思想的分野,人生道路的分歧。1934年,林语堂离开《论语》,自创《人间世》。据当时人回忆,鲁迅还出席了语堂的庆祝宴会。但这个刊物走的还是《论语》的老路,终因文学主张与之相去甚远,二人再次“疏离”。 林语堂在鲁迅先生逝世后,在 《人间世》 上写了悼鲁迅的文章,多有持平之论。下面这段话,再清楚不过表明了他与鲁迅的思想分歧:“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谈到与鲁迅的关系,他说:“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姑不论其鲁迅“党见愈深”之说,是否公允;文中既有比照,也有自愧弗如的感慨。文章又云:“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这就将他与鲁迅的疏离,出于思想的歧见,说得很透彻了。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说,今日的好事者,根本不懂得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不懂得那个大时代,及生活其中的知识分子的坦荡襟怀和真性情,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的复杂微妙。他们对鲁迅的无端指责,倒是有林先生说的捕风捉影挑拨离间的“小人”之嫌,而与林先生的“绝无私人意气存焉”,相距又何以道里计。至于在做人、做学问上为何倒退若此,那已经属于另行讨论之事了。 这些年,“倒鲁”之风甚炽,即使是在自由主义学者中,误读鲁迅者亦甚伙,似乎不“倒鲁”不足以“立胡”,这其实是非黑即白思维模式之遗风。鲁迅与胡适,窃以为,乃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之两座高峰,两山并峙,不可或缺。前者破译中国历史文化的密码,后者宣扬现代思想,而在反抗专制强权上殊途同归。因想到鲁迅与林语堂的关系,颇有意味,故作此短文,略作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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