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润有方,辽宁建昌东大杖子饰金青铜短剑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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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辽宁建昌东大杖子饰金青铜短剑的发现和意义发布时间:2012-02-06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万 欣 徐绍刚孙建军点击率: 为期两天的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五届年会暨第七届中国古

 

辽宁建昌东大杖子饰金青铜短剑的发现和意义 发布时间:2012-02-06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万 欣 徐绍刚 孙建军点击率:

为期两天的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五届年会暨第七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于12月24日在杭州市良渚开幕。遵循张忠培先生提出的“四个一”即“一展一会一图一集”工作与会议思路。围绕良渚遗址价值对比研究之春秋战国时期玉器玉文化这一主题,良渚博物院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了“玉魂国魄——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玉器特展”,并出版相关图录。 24日上午,与会代表集体前往良渚博物院参观展览,随后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的研究展开了积极的讨论。 琮璧钺璜 玉礼辉煌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以《良渚玉文明》为题做主题报告,他首先介绍了良渚遗址近些年取得的进步,从良渚文化中心到“良渚古城”、“良渚古国”以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公元前2300年时间节点的绝对年代框架的重大修正。良渚文化是玉文明,在崇玉的良渚文化中,玉器几乎是墓主身份、等级和地位的唯一标识。随后他阐述了良渚玉文明的聚落模式,并以“桐乡—海宁遗址群”为例,说明了当时各聚落之间以玉文化为纽带,一种“和而不同”的相互关系。与此同时,因为玉料本身的不可多得和不可再生性,良渚玉文明的权威也具有其脆弱的一面。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下,拥有天然屏障、占有资源优势的良渚遗址群在早期阶段就迅速膨胀和发展起来,成为环太湖流域玉文明的中心。方向明研究员又以石犁和“破土器”的分布和扩散为例说明了这一区域生业经济的独特性。最后他表示良渚文化的研究任重而道远,首先是要在考古学的框架下扩大视野进行多学科合作与研究;第二要反思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一味遵循已有的模式;第三要探索良渚玉文明扩散的背景和原因,在现象下探索本质原因也是“玉魂国魄”的根本所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晔对反山、瑶山,以及良渚遗址南面的官井头等遗址出土的玉璜玉牌这样的组合配饰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样的组合玉饰主要在良渚文化的早中期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遗址群的范围里分布,应该是一种礼制性的符号,它们与凌家滩遗址的多璜组佩是两周玉礼制中璜组佩的先声。图片 1分组讨论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院长郭大顺先生以《斧钺分化与钺璧的组合》为题探讨了钺和璧的组合,圭和璧的组合。郭先生认为这两种组合分布广范,流行的时间非常长,在中华文明的礼制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钺的制作材料由石发展为铜,成为军权和行刑权的象征。玉斧最早出现在七八千年的查海应是神权的象征。斧钺分化、圭璧组合的渊源、史前诸区域具有的共性及其关系是中华最初文化共同体形成及其大致同步发展的一个缩影。 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达以玉玦为切入点,对其礼仪性进行了研究,玉玦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更重要的是标志身份礼仪的开始,中华玉文化第一次发展高峰的出现表明了“礼”的规范与成熟,玉器的种类、形制内涵发生巨大的变化,而玉玦所承担的社会含义随着其他玉器种类的兴起悄然改变,到良渚文化时期,其他组和玉器便取代了珏“礼”的功能。玉玦作为礼制的最早物化形态是史前社会迈向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建秋的报告题目为《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玉珏研究》,他对马家浜文化时期、崧泽文化时期和良渚文化时期出土的玉玦进行分类和岩性分析,他认为玉玦是当时社会财力的象征,除了作为耳饰之外,可能还有一种炫富以及扮靓的方式,而后来这一方式逐渐消失,遂而被体量大、数量多、视觉效果好的胸前佩戴饰品等取而代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研究员介绍了齐家文化的玉琮。从齐家玉琮的分类来看,小的玉琮可能跟财富有关,大的玉琮则和礼仪有关,他把齐家文化的玉琮分为五种类型,认为齐家文化玉器的来源应该和中原地方的陶寺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王裕昌先生从齐家文化以及相关龙山时代玉器的器物种类、制作工艺、出土情况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田正标全面的梳理了浙江先秦墓葬出土的玉器的情况,将其分为容器类、兵器类和装饰类,对浙江先秦出土的玉器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吉琨璋的报告题目为《说戈—先秦玉戈使用及演变观察》,玉戈源于龙山时期,特别是石峁遗址的发现,随后流行于夏商周,在春秋时期基本上消失,最后他分析了玉戈与尖首圭的关系。图片 2与会学者 楚国璞玉 人杰地灵 荆州博物馆原馆长张绪球先生精选了近20件套九连墩楚墓出土玉器,以时间为顺序做了详细解读,从纹饰特征和变化、文化属性、制作年代等方面进行相关探讨。他还特意提到了造型特殊、出土少而分散的齿轮形环在研究上尚需注意用途与定名和文化属性的问题,张先生认为其前期实际用途极有可能是作为刀或削的玉首,最早是由楚人制作并使用的。在分析九连墩1号墓出土的长方形鸟人佩时,结合新干大洋洲和荆州天星观出土的相似特征玉鸟人,他认为这些现象和特征证明三苗地区的鸟人崇拜已深度融入到楚文化之中,不仅仅存在于普通居民,也被贵族阶级所信奉,成为楚人多神崇拜文化的重要组成。最后在分析三层人立猪背玉佩时,张绪球先生认为其人物服装纹饰具有典型的中山式风格,可能是楚国与中山国在玉文化方面相互交流影响的结果。 国立台南艺术大学教授黄翠梅从图像读识与形式溯源的角度出发详细解读了九连墩战国楚墓出土的玉雕羽人,她认为这件独特的凹凸两面刻纹玉雕从形状、玉质和玉色推测应是由齐家文化高筒状玉琮改制而成。人鸟复合的羽人图像是楚国艺术的特色风格,从造型上可分为正面或侧面的人面人身、人面鸟身和鸟面人鸟共身等多种类别,甚至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也包括在广义的羽人概念之内。黄翠梅研究员以郑州商城出土的刻划屈肢人物图案陶片为例,表示这些羽人以正面或侧面表现的屈肢人身造型以及鸟喙人面形象可以追溯至商代前后。除了羽人形象,其他带羽兽类的兴起可能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交流有关,同时这些形象也为汉代的仙方道术等场景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图像范式。图片 3分组讨论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胡雅丽对九连墩出土玉器的玉质色泽、形制结构、纹饰组合、制作技法、功能性质进行了系统地梳理考察,进而归纳各类特征。九连墩一号墓出土玉器75件套,二号墓出土玉器34件套,共计104件套。玉质以青玉居多,除羽人玉佩外其余均取材于片料。玉器的形制结构可分为圭、圜形器、珩类器、牌形器、管形器、珠形器、琀、日常用器之配件共8类。胡雅丽研究员指出,在研究玉器的同时要了解古人对于玉的价值倾向,而九连墩出土的玉器比较准确的体现了当时人们不在质而在德的对玉的追求。同时她还强调做考古应该以当时的思想、文化、规则来理解当时人们遗留下来的物质,并如实的记录和研究。 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蔡路武系统阐述了楚系人形和人首纹玉器的出土情况,此类玉器比例极小、形制不一、玉质较精、刻划抽象无局部细节,且均出自高级贵族墓,在墓葬中分别具有丧葬用玉、祭祀用玉、礼仪用玉、装饰用玉等不同功用。结合早期如新石器石家河文化、商代妇好墓等出土的人首像和玉人,蔡路武研究员认为新石器时代人形玉器的“神性突出”,而楚系人形和人首纹玉器可以说是“礼”的范畴,同时亦兼具“神性”,春秋战国时期楚地“神玉文化”与“礼玉文化”并存,而佩玉的盛行则从本质上反映出人类对玉的观念从神转变到人,开始以“人”为中心。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小博系统梳理了东周时期楚地发现的组玉佩的墓葬,并对构成组玉佩玉器的的形制进行类型学分析,在此基础上又对组玉佩的构成及使用特点进行分析。他认为东周时期楚地组玉佩的形式以玉璜、玉龙形佩、玉璜和玉龙形佩三类为主要组合形式,玉管鎏器则是组玉佩上的主要构件。不同级别的墓葬使用的组玉佩形式不一样,最后他指出组玉佩在考古学上的概念和内涵,其含义有别于传统文献中所提到的。 稳中求变 同中存异——越国、晋国、曾国玉器初探 良渚遗址管委会研究员蒋卫东对春秋晚期、战国时期越国出土玉器的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他认为东周越国玉器在形制、纹饰、工艺等方面显示出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尤其是以叶腊石、地开石或伊利石等制作成的兵器、礼乐器、削刀等文房用具极具特色。越国“国小地远”夹在诸强之间,这些不利的条件都逼迫越国务实的将耕战作为’立国之本”。考古发现显示,出土的越国青铜器以兵器的种类繁多和农具的门类齐全著称,这体现出越人崇尚耕战的鲜明价值取向和文化品格,这也造就了越人与众不同的务实的丧葬传统。图片 4与会学者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黄昊德对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墓葬出土的玉器进行简要介绍,确立出土玉器的年代框架,对各期玉器进行文化因素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越地玉文化传统对越国玉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用玉制度突变的原因进行初步分析。他认为,春秋末期至战国早中期越国国力的强盛,与周边徐、楚吴关系的密切,以及在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同时,融合创新等有利条件下,越地玉文化再次繁荣,迎来了又一个高峰。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春介绍了郭家庙一号墓地出土玉器的整理情况,对代表性器物进行举例分析,并得到三点初步认识。首先,一号墓的兽面玉佩与以往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的铜器所饰兽面相似,是玉器装饰借用铜器纹饰题材的例证;其次,有一定数量的改制玉器;第三,郭家庙一号墓出土的玉器多数应当为春秋早期玉器,少数呈现西周风格,可能属西周晚期。这一系列新添加的资料将完善曾国玉器的考古年代序列,为系统研究西周早期至战国早期曾国贵族墓葬提供宝贵资料。 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马金花介绍了晋都新田侯马祭祀遗址的概况,并对出土玉器进行了梳理,通过对质地、制作工艺、器类形制的分析,总结不同的玉石礼器在祭祀活动中的比重影响来梳理古人的用玉观念。 虎凤兽面夺天工 形纹设计显匠心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晶探讨了东周时期虎形玉器的相关问题,杨晶研究员表示过去对于虎形玉器的研究较少,其中以张绪球先生99年发表的《商周时期玉虎》一文最为详尽,此次她讨论的虎形玉器均为扁平体片状。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东周时期的虎形玉器大体出自河南、湖北、浙江、江苏等地区,其中以河南南部信阳和南阳地区数量最多。东周时期虎形玉器造型复杂,杨晶研究员根据形态将其分为三大类即平身型、弓身型、屈身型,逐一举例说明配以分布示意图,并提出不同的看法,将张绪球先生归入反弓形类的虎形玉器归入到弓身型中。晚期的虎形玉器则呈现平身型与弓身型相结合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杨晶研究员又从文献说法和今人说法上梳理了虎形玉器的功能用途,文献记载有礼器说与信物说,而今人的看法则是夏鼐先生在《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中》提出的“饰品说”和江苏浒墅关真山大墓、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出土的以玉虎为眉的“葬玉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院文清系统阐述了形态复杂的“透雕兽面形玉佩”,并按照形态构图将其分为龙螭相蟠组合型、龙凤蟠连组合型、鸾凤相连组合型、龙凤一体组合型、简易蟠龙拱璧组合五大类,并逐一举例介绍。目前出土的“透雕兽面形玉佩”以南方楚墓居多,院文清研究员认为其具有一定的楚地特色,从形式及组合构成的多样性上分析,这类器物可能是一种“流行时尚品”而兽面形很有可能就是当时所流行的纹饰式样。结合玉佩上频频出现“璧”,推测这是太阳崇拜通过玉器而呈现出来的一种表象,最后他还大胆假设“透雕兽面形玉佩”可能具有传承性,而河姆渡的“碟形器”可能是其祖型之一。图片 5与会学者 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喻燕姣详细解读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澧县新洲一号墓内保存较完好的组玉器。长沙浏城桥一号墓内棺置有玉琮1件、玉璜2件、玉璧1件、玉环6件,由于做工粗糙、材质不佳包含玉琮等因素,其用途应归为殓葬用器。澧县新洲一号墓棺内出土全套玉器15件,有龙形佩、璧环璜管条形饰等六种,以青玉为主,采取透雕、镂空等技术,制作精细。按顺序复原后发现其符合材质丰富变化多、纹饰繁缛且富于变化,写实风格动物形佩取代传统弧形璜等要求,由此判断其为生前使用组玉佩。 江苏省政协副秘书长殷志强先生通过对东周主题型玉器的特征、内容分类、构成类型等方面总结出东周主题型玉器是玉器成为独立艺术品的重要标志,主要盛行于战国时期且集中在荆楚地区,其题材、形式是东周文化艺术在玉器上的综合反映。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在地区的宗教信仰。 陕西省文物局研究员刘云辉以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银框镶百戏纹玉卮为对象,对它的造型、制作方法进行研究,并对玉板上雕琢的百戏内容进行考释。同时结合汉代的画像石等材料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读和论证,这些研究不仅能丰富对东汉饮具的认识还为研究汉代百戏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徐州博物馆名誉馆长李银德先生发言的题目是《汉代玉面罩和嵌玉漆面罩》,汉代玉面罩多种多样的,其中很多都为旧玉改制,上面还留有原来的彩绘痕迹。形制大多比较一致,琉璃璧居多,也有铜制。使用嵌玉漆面罩的一般都是贵族或者中下级的官吏。在葬玉组合上,与二者形成比较固定组合的是玉枕或镶玉枕。图片 6闭幕式现场 新发现、新方法、新思路 香港理工大学林继来老师以战国晚期楚式玉雕新母题“一对或多对凤鸟膜拜守护花瓶”为对象进行相关探讨,认为这一主题来自希腊化艺术,追根溯源可至两河流域古文明。首先,他列举了一些新亚述帝国时期带有格里芬、山羊等对兽及瓶叶、神树母题的器物,随后这一风格被希腊艺术家模仿改造,加入雄鸡、瓶花、花束等元素。林继来先生认为,乍现于战国晚期的对凤玉瓶是随着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民族迁徙、贸易往来等各种因素,对兽守护瓶风格希腊化后传入中原的一种表现形式。最后林先生还提出格里芬、和守护瓶花具有再生、复活的象征意义,这与楚人死后升天思想相似,对凤玉瓶可能也包含此种寓意。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的演讲题目是《谈谈当今学界东周玉器研究的盲点—从良渚到九连墩》,她首先分析了华夏大地上东西对峙的自然生态及以玉通灵的两种模式,并指出夏、商、周、汉四代是西、东文化的渐进融合圈。邓教授将周代玉器功能划分为三大类,“A类玉器”是贵族生前用玉,佩饰器及生活用品朝向质美工精的方向发展;“B类玉器”是祭祀神祇祖先用玉,朝着原始、质朴的方向发展;“C类玉器”是楚文化先民为亡者特制的葬玉,目的是引魂上天,是楚文化特色之一。随后邓教授特别举例说明了目前学术界对东周玉器研究的盲点,如将专门为亡者制作的楚式葬玉串连起来释为组玉佩;将A类生前佩戴的的组玉佩中的璜、管等,与B类光素玉璧缀联成组。 上海震旦博物馆研究员吴棠海的演讲题目是《东周组玉佩形纹设计研究》,他介绍了以“质料、工法、形制、纹饰”为对象的古器物学研究新方法,并把考古资料的研究对象作为古玉研究的主要内容,他指出东周的组玉佩告别了西周时随意多元的组合形态,逐步建立起一套以“中轴平衡、左右对称”为原则的定制组合模式,在固定品类中寻求纹饰与造型的突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明辉做了有关良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对比研究。他主要从地理环境,文化的发展阶段、时间阶段,神权和王权统一的文明模式,对良渚文化和古埃及文明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他介绍了良渚古城近年来研究成果,还有古埃及相关资料,这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世界早期,同时代文明的角度来理解良渚文化和宣传良渚文化。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琳在观摩南阳桐柏月河一号墓出土的玉器时发现大多玉器发黑,经仪器检验,发黑处汞含量过高,由此推断应是文献中记载的“水银沁”现象。徐琳研究员以此为契机开展了相关的实验考古研究。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孟华平向与会学者公布了石家河遗址新发现的240件玉器情况。从年代、源流、组合、墓主身份、研究价值等五个方面对新发现进行解读。这些玉器属于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受到了外来因素的影响,玉器全部出土于瓮棺底部,且暂时无法确定其主人身份,可能和制作玉器相关。推测附近存在土坑墓,但仍需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多位学者专家都认为这批玉器代表了史前玉器制作的高水平,并对其研究价值给予了高度肯定。 相较于前四届均以史前文化为主题的四届年会,本次年会的主题步入历史时期,是一个巨大转折。此次研讨会有13位学者的发言涉及到东周时期,一些学者对史前文化有了新的探索与讨论。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研究内容逐渐丰富,多学科结合日益加深,同时还有学者对目前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言,此次转折性的会议为以后的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以玉器为切入点研究玉文化仅仅是第一步,更要上升到社会历史与精神文化方面,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的最终目标。

    2011年10月25日,法国高等实验学院教授杜德兰(Alain Thote)先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进行了一场学术报告,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剑及其装饰”。报告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先生主持,所内外20余位学者聆听了报告会并与杜德兰教授现场交流。

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辽宁省境内发现的最重要的一处战国中晚期墓地。自2000年秋开始进行勘探、发掘以来,相继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2003年11月初,在对该墓地进行的第3次发掘中共清理墓葬5座,其中以在村民刘广环家前院内发掘的四号墓为最大,出土饰金青铜短剑1把,这是继2000年发掘的十四号墓出土的第1把饰金短剑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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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墓为封石土圹木椁墓,圹口长方形,东西向,长4.6米,宽3米,墓底距地表深3.4米,墓向95°。圹口以大河卵石封盖,中部下凹,最厚处达1.2米左右。椁盖板外围长3.44米、宽1.86米,高10.4米:椁长3.18米,宽1.15米。椁内置一棺,长2.35米、宽0.82米;棺前为头厢,长1.15米、宽0.76米。棺内人骨不存,但从迹象推测,人骨应头东足西,头骨上方即头厢,饰金短剑即位于人骨右臂骨外侧(编号03JDM4:29)。此外,在椁外侧的西和东二层台上分别见有殉葬的未成年人骨,性别不详,东二层台上列置数排牛齿。

 

随葬的40多件器物主要集中置于头厢内,包括铜壶、洗、鼎及漆盒等较大容器和铜双胡戈等,铜洗内放置铜马衔、车軎等车马具。棺内原颅骨上方遗有铜匜、镳、豆和玛瑙环,腰部有铜带钩,人骨右侧置饰金短剑和铜斧、戈、凿、玛瑙环、水晶环和玉璧等,足下为铜镞和带钩。

    首先,杜德兰教授谈到西周早期匕首和短剑。剑在中国的起源问题现在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一般的观点是,它起源的灵感来自中原周边的游牧人群。北方和西北地区是广义上的中原地区(包括晋南和关中)剑的早期发展的最可能的贡献者。一个明确的证据是安阳二炼钢厂一座车坑中出土的一件游牧民族的匕首。它的总长约三十三厘米。这种兵器经常成为“短剑”。然而,称为“匕首”更合适,因为它的身长只有不到二十厘米。它的造型和纹饰都是商代晚期西北地区游牧民族所特有的。比起使用剑、短剑和匕首,商代和西周早期的人们还是更喜欢使用青铜戈作为兵器。最早的匕首出现于陕西、山西和河南的一些西周墓葬中,但是中原地区至今发掘的大量该时期至春秋中期的墓葬中,只有极少数墓葬随葬匕首。看来,在公元前第一千纪早期,匕首在兵器中仍然是一个陪衬角色。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原文化的周边地区,带鞘的匕首却在中原文化风格的墓葬里大量出现,比如宝鸡Yu(弓鱼)国墓地、琉璃河燕国墓地、甘肃灵台百草坡墓地等都有发现。从这些匕首鞘纹饰上,也许可以看到与三星堆文化的一些联系。

饰金青铜短剑的饰金部分即为剑柄上的两个构件——剑格和剑盘。剑柄已不存,剑格和剑盘皆为金质铸制且完整。其中金质剑格正面近枣核形,中空,内侧遗有胶结物质,剑叶尾端的短茎尚嵌于剑格内;其侧面似梯形,受柄的一面两端各外延出一个便于插装剑柄的尖舌状长榫。剑格长6.3厘米、宽3.8厘米、高2.8厘米。剑盘正面近双联菱形,侧面作舟形,中空。背面嵌有1个磁铁矿质的枕状器,枕状器中间亚腰处再以一截金片裹紧固定在剑盘上。剑盘长14.1厘米,宽3.5厘米。剑身为青铜质,完整。尖舌状锋,两侧边刃近平直,节尖消失;剑叶后部两侧边刃略外弧,中间纵贯一柱状脊,末端外延一截短茎。从其形制特点上看,在北方青铜短剑谱系中属于一种典型的晚期剑型——T形柄短茎曲刃剑,其相对年代约为战国中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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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罕见的饰金兵器,东大杖子墓地出土的这把青铜短剑向我们提供了那些值得关注的历史文化信息?它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又是什么?

    接着,杜德兰教授讲到剑的装饰纹样。在楚国,贵族成员都拥有一件或数件剑这种兵器。它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最简单的。它有长的剑身,薄的剑格,扁平中空的茎和圆形的剑首。它没有装饰。第二种类型就要复杂得多。剑格厚一些,并且比剑身略宽。起初剑柄由丝绳缠绕,丝绳覆盖了茎的大部分。剑格的两面都有精细的动物纹装饰。这些剑格上的兽面纹与良渚文化玉器上兽面纹惊人的相似。这些带兽面纹的青铜剑多数出土于南方,中国最早的高质量青铜剑都是在太湖附近发现的,它们的制作年代为公元前七到六世纪。最后,杜德兰教授为良渚文化兽面纹在公元前六到五世纪的青铜剑上重现的问题找到了一条线索。在江苏无锡的严山,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春秋晚期的窖藏或者是手工业作坊的垃圾坑。在这个坑里出现了一件良渚时代的小件玉器。玉器正面是典型的良渚兽面纹,而它的侧面是东周风格的龙纹。这种不同时代的纹饰共存于同一器物的现象,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在公元前六世纪或者五世纪早期,一件良渚玉器被发现,并且依照当时当地人们的嗜好被再次雕刻。

1、众所周知,从古至今,金都是一种贵金属。以金装于饰品自然是以金炫富显贵,而以金饰于兵器上,则显然是一种对具有较高级别的军事首领所拥有的军事强权的象征。这种饰金短剑与其说是一种用于近身搏击的短刺兵器,莫如说是一种用于战场指挥的“指挥剑”。透过其金光闪烁的外表,我们仿佛看到在当年的战场上,这种饰金短剑的剑峰指处,所向披靡的气势,正所谓“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它的出现说明一种军事上的强权业已形成,反映出拥有此剑的墓主人生前曾统领者一支由强盛的部族组成的一支强势武装。而在当时毗邻中原地区、地处大凌河上游的今建昌一带,能够形成如此强大的带有某种准军事性的部落集团势力并足以与中原地区诸侯国抗衡者,有可能就是战国时期的燕国在北方的劲敌,即史书上记载的所谓“山戎”以及继之而起的“东胡”。

 

2、据研究,从中国早期对黄金的利用情况来看,以黄金作为金属材料的铸接工艺最早见于出自北京琉璃河、山东刘家店等地春秋墓葬中的青铜剑柄上。东大杖子短剑上的饰金工艺与此十分相似。前者的剑柄皆以黄金整体铸成,而后者则是先铸成两个构件之后再插装在木质剑柄上。显然,后者的出现应是在前者工艺风格影响下的产物。由此可见,以短茎曲刃剑为特征的北方土着青铜文化对中原地区先进的青铜文化因素的吸收,已从对墓葬形制和器物随葬方面的模仿上,扩大到对其新的制剑工艺的引进和利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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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目前发现的具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晚期短茎曲刃剑中,其T形柄又分两种:一种是以青铜直接制成完整的T形柄,具有这种剑柄的短剑可以锦西寺儿堡剑和喀左南洞沟剑为代表;一种是以青铜分别制成剑格和剑盘,再将这两个金属构件装嵌在剑柄的相应部位上,具有这种剑柄的短剑可以沈阳郑家洼子二号短剑和喀左果木树营子短剑为代表。同上述四个地点的短剑相较,东大杖子短剑的剑身虽与寺儿堡剑和南洞沟剑相同或相近,但其剑柄却与此两者皆不相同。因此,在剑身和剑柄上皆与之相同者只有郑家洼子二号短剑和果木树营子短剑。然而,前者虽为原位出土,但与剑身共存者仅为枕状器,不见剑格和剑盘;后者出土时其原墓也已被破坏,剑格、剑盘与剑身的位置关系皆不得其详。由此可见,东大杖子饰金短剑的发现则弥补了这一缺憾。从出土现场上看,剑格虽已与剑盘相分离,在二者之间又未见有剑柄朽木之类的痕迹,但剑之短茎尚插在剑格内,剑格与剑盘的间距约当剑柄之长——这表明,造成剑柄无存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除了朽蚀的作用之外,似还不能排除被整体拆分后用作随葬的可能。现今所见这类为数众多的“无柄”短茎曲刃剑,恐怕均是由这种近于毁器的习俗所致。

    演讲后,在坐的学者与杜德兰教授就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4、作为两个完整和相对独立的遗迹单位,随葬这种饰金青铜短剑的M14和M4向我们提供和展示了有关此剑的出土位置、原始形态、与其他随葬器物的共存关系、棺椁结构及墓圹墓顶的建筑形式以及整个墓葬所在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等一系列真实、客观的信息,是当前有关北方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重要墓例。在以往所见规模较大的青铜短剑墓中,就其完整性和重要性而言,唯一可与之相比的是1965年发现的沈阳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墓。东大杖子M4和M14出土的两把饰金短剑的剑身均较修长,节尖消失,这一重要的形制特点与郑家洼子墓出土的2号短剑完全相同。不过,在郑家洼子墓中,与这把短剑共存的另两把短剑则具有节尖明显这一早期特征。此外,郑家洼子墓随葬品的土着文化色彩较为浓重,如较多的铜镜形饰和泡饰的存在等,其年代为春秋末至战国初。而东大杖子M4和M14中随葬的鼎、豆、壶及车马具等均具有鲜明的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特点,其相对年代约当战国中期以后。从地理位置上看,以东大杖子M4和M14为代表的青铜短剑墓群位于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墓地之南,两者相距约300多公里,处在北方地区青铜短剑分布范围与中原青铜文化区相毗邻的最南端,将以辽西地区大小凌河流域为中心的短茎曲刃剑的分布范围又向南推近了数十公里。如果将相对年代略早于郑家洼子墓地的朝阳十二台青铜短剑墓地也考虑进去,那么以短茎曲刃剑为代表、以大小凌河流域为中心的青铜文化在其总的发展态势中,似曾经历了一个东渐和南移的历史过程。

 

5、目前,在东大杖子墓地已发掘的42座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短剑已有10余把之多,初步形成了一个以M4和M14出土的饰金短剑为代表的青铜短剑群。与这些短剑共存者,还有形制和种类多样且数量可观的铜器和陶器群。所以这些,不仅大大充实了有关我国北方地区青铜短剑的谱系研究方面的实物资料,而且也为推动其文化族属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走向深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文物报》2012年2月3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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